叶适根据《隋书》卷六九所记王劭、袁充事发表评论说：“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王劭大讲“五月五日”“五龙”“五帝”“五王”以附会五行，证明隋朝代周“合天数地数”，“有天命也”。叶适批评说：“五事人之所为，无预于五行，学者之陋一至于此”，真是“又甚于谶矣”[20]。王劭在隋朝掌国史多年，卒无所成，与叶适所批评的不无关系。
叶适在史学批评中于“天人之际”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了这样的论点：
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之所当阙也。[21]
这一段话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天文、地理、人道，都得自人自身的认识，是人之所自为，与天命无涉。第二，凡人世“是非得失，吉凶祸福”之故，应从人事中去寻找、探索。第三，把人之所为一定要说成是天之所命，这是人们对社会历史之认识上的颠倒，严肃的史家是不应当这样看待问题的。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在“天”与“人”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索上，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尽管他们没有能够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结论，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不断地从神秘的“天命”羁绊中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