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不能把清政府的“闭关政策”理解为把外商“关在门外”。因为清代的对外贸易虽是一种畸形，却也是实实在在地不断增长着；而且在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审查委员会议中，几乎无例外地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
其次，清政府的“闭关”绝不是针对外商贸易的一项具体政策。如果把“闭关政策”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外贸易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闭关政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因为三口关闭后，广州口岸仍然对外开放，单纯的外贸口岸的增减，并不足以说明影响清代社会发展的“闭关政策”所应具有的深刻内涵。
站在今天的时代刻度去审视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我们可以清醒地悟到，“闭关政策”赖以确立的基点，不是经济贸易问题。由外贸产生的经济利益问题，原本对天朝就无关轻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由此可知，这是超越具体经济利益的总政策、总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