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之难”一般被认为由“泾师之变”和“李怀光叛乱”两事构成，因此历来对它的研究自然围绕着这两起变乱展开。在这些研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黄永年先生的《“泾师之变”发微》一文。[106]黄氏的研究特色在于，其能够在一个宏观的关中地缘政治传统与背景下，对两起变乱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图景进行整体性而非孤立性的解读。通盘的视野以及缜密的梳理，使得他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高出其他学者一筹。因此继黄氏此文发表后，学界对“奉天之难”的讨论大多未再出其框架。
不过，尽管黄氏对“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的解读已足够充实丰厚，但似乎仍未能完全跳出以此二事为“奉天之难”研究对象的桎梏。我的意思是，除了“泾师之变”与李怀光两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事件也可能在“奉天之难”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这些看似独立的各事件是否具有相关性和共同性？我们能否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单独释读的基础上找出这些关联，并提炼出德宗朝前期关中政治发展的主导原则，甚而勾勒出一条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走向的脉络？这些，尽管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并没有解决，但他洞烛先机的论述，尤其是其论述中所展现出的独特视角，已经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