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而降，关于《顺宗实录》撰者的问题几无人提出异议。清沈钦韩首倡今存《顺宗实录》非韩愈撰说，他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称“详本”“略本”写道：“韦处厚先撰者三卷，昌黎后撰者五卷。略本是韦，详本出韩”。他以今本《顺宗实录》与《考异》相校，发现“无一事与详本合而适合彼所称略本”，从而得出今本“非韩公本文”的结论[2]。根据这个结论，今本当出于韦作。
前不久，见钱冬父所著《韩愈》一书，作者在谈到韩愈文集的编校时指出：“外集中的《顺宗实录》，历来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据清朝学者沈钦韩的考证，肯定与韩愈无关，乃是另一个作家韦处厚的著作”[3]。钱冬父是把沈的“考证”作为一种打破传统看法的观点加以介绍的，可见沈钦韩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
最近，又读到张国光的文章：《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兼与瞿林东、胡如雷诸同志商榷》[4]。《商榷》以沈的观点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今本《顺宗实录》5卷“实际上是韦处厚编撰的，它并非韩愈等三人的撰作。韩愈等人的《顺宗实录》大约在北宋末靖康之难时，就亡佚了”；由于“韦（处厚）的名字又不像韩愈那样为人所熟知，于是他的名字遂为韩愈所代替，而原来3卷也就被传抄者分成5卷，以求符合韩作之数了”；因此，依据今本《顺宗实录》来评价韩愈的史笔和思想，是“张冠李戴”“无的放矢”，等等。